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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基本功:专业训练和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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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这个职业覆盖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有领域,所有学科。世界上恐怕只有教师这个职业可以同样涉及这么多学科。和教师都有自己的专业一样,编辑也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出版社也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不能打乱仗。出版要做好,必须走专业化之路。任何一个出版社在策划选题时左顾右盼,六神无主,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打一枪换个地方,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是一定做不好的。在如今这种竞争环境里,只有形成自己的专业方向,形成优势,打造品牌,这才是出版社发展的正途。同样的道理,编辑的成长和成熟也要从专业训练开始。当然我这里所讲的专业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刚刚讲到的各种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特性,编辑在学科方面应该有相对的专业分工。另外一个含义是,编辑工作本身也是具有专业性的,每个编辑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受到专业训练,这里就包括这两层意思。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光是外国文学领域就可以分出英语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等等具体的专业,每个专业下面有若干文学编辑。大的类别还可以分为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不同分类里都有不同的专业编辑,这是专业分工。专业分工的必要性就在于便于和作者沟通对话,也便于保证图书的质量。

       编辑总是需要和作者进行专业对话,编辑的专业素养是交流的必要条件。同时,为了保证图书质量,编辑也需要从专业的角度给作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要对书稿进行加工和修改。所谓专业角度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学科专业的要求出发,指出书稿在内容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从编辑出版专业的要求出发,告诉作者怎样才能把一本书稿做成一本符合读者期待的书。这就要求编辑既是某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又是出版领域专门人才。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编辑很多人自己会写小说,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至少要有评论家的眼光,拿到作品能鉴别,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哪里需要修改,哪里可以调整,可以增添什么,删掉什么。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做不了好的小说编辑。我们当文学编辑时,常说好的小说是折腾出来的,因为许多好的小说都经过编辑提意见,作者再三修改。这就是"折腾"的意思。"折腾"作者,没有真本事不行,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都对韦君宜先生非常佩服。她看书稿看得很快、很准,我们有时候跟她谈工作,她还可以看稿子,可以一心二用。一本长篇小说两小时看完,看完找作者谈稿子,告诉作者怎样修改,稿件的质量就可以大大提高,谈得作者心服口服,这种本事佩服得我们五体投地,这就是专业素质。不过,我说的专业素质、专业修养有时候是广义的,是指职业的修养。一个编辑应该具备编辑工作所需要的相关背景知识。这个编辑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它的知识面要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知识面要广一些。所以大家说编辑首先是杂家而不是专家,可能他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背景才能完成他的编辑工作。三联前几年有一本书稿,是一位台湾作者写饮食文化的书,谈名人和饮食,书里讲到周恩来、宋美龄、张学良等名人喜欢吃什么样的菜,那些菜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方面作者写得非常好。但书稿的体例是每写一个名人就附一个名人小传,可这位作者是搞饮食文化研究的,对历史并不太熟。比如写张学良小传有这么一段话:“1936年张学良和部下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押,后经周恩来斡旋释放蒋介石,但张学良和杨虎城未听周恩来劝阻,执意送蒋回南京,结果双双被扣。”这段话编辑没有改就发稿了。我在终审时看到,就想,这里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才可以发现?应该不是。当然我们那位编辑也不是学历史出身,但其实这不需要历史专家来判断,因为这里发生的问题应该是在常识范围内。后来我就把编辑找来,我说这段话里有两个错:第一个错,杨虎城不是张学良的部下,杨虎城当时是西北绥靖公署的主任,而张学良是东北军的将领,他们两人没有隶属关系;再有一个错,是张学良不听周恩来的劝阻,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并没去,怎么说双双被扣?大家想想,三联书店的出版物如果这样的硬伤都不改就直接出版会闹多大的笑话?可是改正这样的知识性错误,要求编辑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才行。背景知识的获得,就是编辑的广义的专业训练,这种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是编辑平时依靠多读书日积月累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一本书被点名,被禁止出版,叫做《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叫张悟本,那本书出版后卖了150万册,当时大红大紫,我家里有人买了一本拿给我看,我只翻了一下就说这本书三联书店不能出,因为硬伤太多。别人还很奇怪,说你是不是太挑剔了?我说,做编辑做久了都应该可以看得出书里的硬伤。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书里告诉你所有的病都应该喝绿豆汤,吃生拌茄子,凭这一条你敢出这书吗?另外书中讲高血压不能吃药,西医开的药越吃越坏,因为西医开的降压药都是扩张血管的,经常性地扩张血管会导致血管缺乏弹性,导致血管硬化。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但事实上正好相反。高血压不吃药控制最容易造成血管硬化。我父亲40岁高血压,去世时98岁,五十多年每天坚持吃降压药,一直活得好好的,去世也不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我想他如果不吃降血压药恐怕活不了这么长。这是从身边常识中来的知识,有了这种知识就知道张悟本的说法不可信。所以当编辑的人,知识面要很广,一定要具备各种各样的常识,要多读、多看才能发现问题。当然有时候也需要真刀真枪的专业知识,即学科知识。周振甫先生给钱钟书做《管锥编》《谈艺录》的责编,难度很大。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这两部专著都是根据他的读书笔记整理的。钱先生的读书笔记写得很随意,写作时也没有一一校核引文的原文,凭着博闻强记,很多经典文献的内容都是直接写进书中,周振甫做责任编辑的时候做了大量校核工作,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钱钟书先生非常感谢周振甫。这就是真刀真枪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编不了这些书。龙世辉编《林海雪原》也是如此,大家知道作者曲波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他写的《林海雪原》故事很生动,但文笔不好,作品结构一塌糊涂,达不到出版水平。龙世辉在五十年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有才华的青年编辑,也是作家,出版社把书稿交给龙世辉,他看了感觉故事有价值,但必须大改。和曲波谈了两次,希望作者自己改,但作者试了试就放弃了,承认改不好。于是龙世辉亲自捉刀,从头到尾疏理,差不多重新写了一遍。这本书后来成了很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名著,如果龙世辉没有这种创作才能,没有文学的专业训练显然做不了这种工作。改小说是对作品进行整体把握,不容易。但是有些小改动,细节处理,其实也要见功力。比如杨振宁先生在三联出了一本《曙光集》,里面涉及很多科学知识和理论,我特别给他安排一个清华物理系毕业,后来在中科院读了科学史博士的编辑作为责编。这个人懂物理,居然可以在杨振宁的书中挑出些小毛病。要知道杨振宁编书非常精细、严谨,文章编组、排列次序都是他亲自定的,他认为那是科学著作的规范,不许编辑随便动,但我们的编辑还是在一些字词的表述、符号的用法以及格式的统一等方面给他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杨振宁先生很满意,觉得这编辑真厉害,居然能动我审定的东西。这当然是需要专业功力的,这种功力是硬碰硬的。以上我讲了两种专业训练,一种是学科性的专业训练,这是狭义的,另一种是编辑作为一个职业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即培养背景知识的专业训练,这是广义的。两者相比哪个更重要?我认为后者更重要,就是博比专重要。

      编辑首先是杂家,其次才是专家。做杂家可以解决编辑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做专家则可解决编辑工作中的繁难问题。编辑能成为专家最好,但这样的人才在编辑中永远是少数。多数编辑对自己的要求应是先做杂家,然后朝着专家的方向努力,即使做不成专家,也要成为某个学科某项专业的内行。关于人文修养,我想这是一个和专业训练同等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这一条?因为出版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改造现实,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出版者需要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什么是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的尊严、价值、命运,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的全面发展。我们通常讲具有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反之,不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我们只能管他们叫做技术知识分子。我记得作家冯骥才在2009年的两会上有一个发言,讲得很精彩,他说现在我们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八十年代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不一样,现在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中技术型的居多。现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不读人文书,接受人文教育非常少,大家都各自抱着自己的专业,所以现在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技术化。北大教授陈平原有一次来三联开座谈会,也谈到今天不仅仅学生知识分子技术化,而且大学里一些教授也都技术化了。物理系教授不读人文书,甚至法律系教授也不读人文书,只读自己专业范围的书。当今时代,学科专业越来越窄,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也越来越窄。这和老一代科学家有很大差别。我们注意到老一代科学家基本上个个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比如刚才提到的杨振宁,他的《曙光集》中90%都是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科学发展模式问题的探讨,还有写得很精美的散文,回忆他的老师、父亲等等,他的人文修养很深厚。我们前任总经理董秀玉,退休后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中国文化论坛,邀请海内外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来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杨振宁先生对这个论坛很关注,常来参加。杨先生以八十几岁的高龄,以一位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谈论文化问题,常常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视角,提供很有价值的见解。再说清华大学的老教授钱伟长,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科学家,很少有人了解他的人文修养有多么好。他原本是希望学文科的,考入清华中文系时,中文试卷的单科成绩是一百分。他是因为看到日本侵略中国,感到中国必须加强军力,要有先进武器,才要求改换专业的。那时最先进的武器就是坦克,所以他为了学习造坦克,才从中文系转到物理系。后来他成了物理学家,但是讲起话来仍然处处显示他的博学,特别是深厚的文史背景。还有钱学森先生,他研究空间物理、火箭技术,但除了关心科学问题以外,也有很多人文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关于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甚至关于音乐都有很多的研究。199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过钱学森先生的一本论文集叫做《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专讲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有很多独到的思考。这样的科学家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大家可能知道,去年新浪十大好书榜上有一本书获得很多的好评,叫做《沉浮与枯荣》,是法学家江平的回忆录。这本书之所以屡获媒体大奖,是因为书中的内容体现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包含着作者对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因而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着启示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本书不会那么受追捧。这表明人文精神也是为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我们之所以要求编辑要具有人文修养,这是因为在思想文化界最受好评的那些书大多是富有思想价值、富有人文精神的书。所以我们三联开宗明义,打出一个理念就是八个字:人文精神、思想智慧,这是三联编辑这么多年苦苦追求的目标。那么,一个编辑应该如何培养人文精神和积累人文修养呢?其实很简单,多读书,读文学艺术类的书和各种有关人文科学的学术著作、思想文化读物,多读有价值的书。前面我们说到编辑是杂家,一定要多读书,读杂书,阅读面一定要广、博。这里要强调,一定要读一些无用的书,一定要有无目的的阅读,超功利的阅读,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读书总是带着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目的读,或者你读的都是一些要应付考试和应付临时要求的书,很难提高你的人文素质。强调无目的、超功利的阅读,也就是兴趣性阅读,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求知欲或休闲消遣愿望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开阔眼界和思路、丰富知识、陶冶性情的途径。乍看起来无用,其实积少成多以后有大用。无论你是哪个专业的编辑,文史哲不分家,文史哲各方面的基本读物哪个专业的人都要读。至于怎样选书,我主张从两类书入手,一类是经典读物,也就是那些已经被证明是曾经影响历史、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的名著,读这类书相当于补课;另一类是当下备受好评的新书,特别是媒体集中力量介绍的好书。当然这类书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未必能够成为经典,但是这类书的当下性和现实感强,对我们思考当前现实问题有帮助,多读这类书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是毫无疑问的。

                                                            选自《做书:感悟与理念》,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出版